郭英德老师讲《三国演义》(十一):古今奸雄第一奇人——说曹操
奸雄的胆识:“一将之智有余”
郭英德老师讲《三国演义》(十一):古今奸雄第一奇人——说曹操
文/郭英德
前面咱们讲了很多有关曹操作为千古第一奸雄里“奸”的部分,下面侧重讲讲他“雄”的部分。
作为奸雄,曹操有着独特的奸雄的胆识。毛宗岗说:“孙权之兵事决于大都督,刘备之兵事决于军师,而惟曹操则自揽其权,而独运其谋。虽有众谋士以赞之,而裁断出诸臣之上,又非刘备、孙权比也。观其每运一计,其始必为众将之所未知,其后乃为众将之所叹服。唐太宗题其墓曰:‘一将之智有余’,良然,良然。”(毛本《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回评)
“一将之智有余”,可以作为曹操雄才大略的定评。
(一)讨伐董卓
郭英德老师讲《三国演义》(十一):古今奸雄第一奇人——说曹操
第一个事例是“首倡讨董”(卷二《董卓火烧长乐宫》)。
曹操行刺董卓不成功,逃到老家后,先发矫诏,招募义兵,扯起招兵旗,旗上大书“忠义”二字,招了一大堆的军马,很多人投到他的麾下,有文臣,也有武将。虽然他原来的地位不高,但这时已势力大增,足以成为一方诸侯了。
于是曹操“首倡讨董”,第一次登高而呼,会盟十七路诸侯,亲作檄文,讨伐董卓。袁绍、袁术都是名官贵族,但真正起来首倡讨董的居然是曹操。尽管他的地位不高,但挺身而出做这种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这一行动充分表现了曹操身当乱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也是他第一次以一方诸侯的姿态,昂首挺胸地步入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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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这么做,已经开始表现出他超过“一将之智”的雄才大略了,他不是轻易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也不是轻易拿自己一支军队去冒险。他觉得要扳倒董卓,要扫平汉朝的奸邪,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联络各路诸侯。
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在联络各路诸侯的过程中,他可以借机扩张自己的势力。这是他不可以与人言,但咱们却不能不知晓的一个心计,是曹操独特的心计。本来曹操的军队远远不如袁绍,也远远不如袁术,他的军队比别的诸侯势力要小很多。但是在各路诸侯共同讨伐董卓的过程中,他就可以借机发展自身的势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遇,如果不掌握住这个机遇,那他就难以很快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从最后的结果也可以看出,正是这个机遇,使曹操自身的势力大张。
而且曹操很注意自己行动的分寸。他虽然发起了这次义举,却不去争着当诸侯领袖。曹操非常清楚,他的智商超过所有的诸侯,但他不能过于冒尖,他得处好自己的位置。这表现出他的情商也很高。
所以他真心诚意地推举当时实力最强的袁绍来做盟主。袁绍是“三公”之一,东汉时的“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是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地位很高。曹操认为应该由他来挑头,自己在后面给他们出谋献策就行了。当然,出谋献策也需要很高的情商。因为你所有出的谋、献的策,都得作为袁绍他们出的谋、献的策,我只是给你建议,由你们来发号施令。曹操一面出谋划策,尽心尽职地辅佐袁绍,调遣各路诸侯;一面反对袁家兄弟只重名分、不重人才的偏见,重用刘备三兄弟,促进了讨卓行动的进展。于是诸侯军队势如破竹,董卓连战失利,从洛阳溃退到长安。
这时曹操当机决断,向袁绍建议,乘胜追歼残敌,希望“一战而天下定”。这是很有远见的。但是袁绍他们一点也听不进去,他们各怀异心,利用这个机会,抢夺钱财,抢夺位置,甚至抢夺皇帝的玉玺,各自谋取私利。终于坐失良机,讨卓行动从此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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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看透了:“竖子不足与谋。”(卷二《董卓火烧长乐宫》)他看透了袁绍等诸侯表面上势力很强,但都是纸老虎,因为他们个人的私欲太重,缺乏政治眼光。他也看透了,袁绍等号称“四世三公”(卷五《青梅煮酒论英雄》)、“强盛莫敌”(卷十六《魏太子曹丕秉政》)的大人物,原来不过是“色厉胆薄,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卷五《青梅煮酒论英雄》)的短视之徒。想干大事,但是生怕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失去了自己的军队,各路诸侯都要保全自己的实力,不肯轻易拿自己的主力军去打仗。这更加坚定了曹操的信心,在汉末群雄割据的局面下,凭借他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他完全可以自立旗帜。
咱们注意到,小说里经常把董卓和曹操并称,那么董卓和曹操究竟可不可以并称呢?或者换句话说,曹操和董卓究竟有什么不同吗?
毛宗岗说:“观董卓行事,是愚蠢强盗,不是权诈奸雄。奸雄必要结民心,奸雄必假行仁义。今焚宫室,发陵寝,杀百姓,掳资财,不过如张角等所为。后人并称卓、操,孰知卓之不及操也远甚。”(毛本《三国演义》第六回回评)的确,卓、操是不可并称的。他们的区别很大,至少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点就是他们两个都是贪欲和权势欲的代表,都要满足自己的贪欲和权势欲,这没问题。但是董卓极力要满足的是个人的贪欲和权势欲,他要把天下全部归于个人,让所有的天下人来满足他个人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则不同,曹操也要满足贪欲和权势欲,但他是把贪欲和权势欲作为一种政治事业来做,要把整个天下平定,征服群雄,做成一种政治事业,一种名垂千古的事业。他们两人的志向不同,曹操以天下为志向,以平定天下为志向,以名垂后世为志向;而董卓仅仅是要满足他此生此世的个人私欲。
正是因为有第一点的不同,所以有第二点,就是董卓和曹操对待老百姓的态度截然不同。董卓有一句名言:“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卷二《董卓火烧长乐宫》)他拿“天下”做旗号,残酷地欺压“小民”,他没想到“天下”就是由“小民”组成的,没有“小民”,哪有这个“天下”呢?所以董卓从来视百姓如草芥。有一次他带军出征,走到阳城地方,当时正是二月,百姓聚在一起举行迎神赛会。董卓命军士把百姓围住,大肆杀戮,掠夺妇女财物,装在车上,车下吊挂数千人头,居然还扬言说是杀贼大胜而回,在城门外焚烧人头,把妇女财物分发给众军(卷一《废汉君董卓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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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曹操却完全不一样。与董卓针锋相对,曹操也有一句名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他曾不止一次地这么说。作为国家的根本是什么?是老百姓。老百姓生活稳定了,民心安定了,那么国家就安定;老百姓生活不稳定,民心不安定,国家就不安定。曹操非常明白这一点。虽然后人说曹操是法家人物,但这句名言表达的却是地地道道的儒家思想。
所以,如果说董卓是拿天下做幌子来满足自己的私欲,那么,曹操就不一样,他的确是心系天下、以民为本的。这跟他整体的政治理想、政治追求有关。古人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民心向背,这是任何一位志向远大的政治家都不可忽视的。董卓之所以致败,曹操之所以取胜,这是根本的原因。
(二)挟天子以令诸侯
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时候,曹操选择了一种非常英明的政治策略,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应该说,“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汉末所有野心勃勃的官僚都明白的道理。在曹操之前,连外戚、宦官也都知道,只要打着皇帝的旗号,就可以无所不为。
汉献帝刘协九岁即位以后,立即成为当时各派政治势力抢夺的对象,因为他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权力,谁要是掌握了他,谁就可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三国志·魏书·毛玠传》)。
先是董卓带重兵到洛阳,焚烧宫室,强行把献帝裹胁到长安,自为太师,号曰“尚父”,大封亲信,诛伐异己。三年后,司徒王允假手吕布,消灭了董卓,把皇帝控制在自己手上,一时大权在握。但很快董卓旧部李傕、郭汜又杀进长安,诛灭王允,抢走献帝。不久,杨奉、董承、韩暹等人控制了长安,献帝被控制在他们手上。
当献帝迁都洛阳后,即下诏宣曹操入朝,以辅王室。曹操与众谋士商议,荀彧进言说:“今车驾旋转,东京荒芜,诚因此时奉主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拔仁义以致英雄,大德也。四方虽有进节之臣,其何能为也?若不早定,使英雄生心,后须为虑,亦无及矣。”(卷三《迁銮舆曹操秉政》。毛本《三国演义》第十四回作:“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文辞虽然有异,语意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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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曹操不失时机地派专使进京上表,声称要辅佐王室,以“勤王”名义发兵保驾。当献帝与百官被李傕、郭汜领兵追逼时,“但见尘头蔽日,金鼓喧天,无限人马来到”,这是曹操派夏侯惇为先锋,引上将十员,精兵五万,前来保驾。随后曹操又差曹洪、李典、乐进等上将率步兵数万,倍道前来协助。曹操则亲率大队兵马,于次日到来。献帝不禁称赞道:“曹将军乃寡人社稷之臣也!”(卷三《迁銮舆曹操秉政》)
“洛阳保驾”的故事,显示出曹操具有超越其他诸侯的雄才大略。
虽然当时东汉政权已名存实亡,但是从战略全局来看,利用天子的名义,或发兵征伐其他诸侯,或以封官赐爵的方式分化瓦解敌对势力,这不仅可以自立于有利的地位,而且会产生显著的权势效用。
我们看到,曹操对“挟天子以令诸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同意荀彧的看法,认为“挟天子以令诸侯”,才能取得一个“顺”的地势,即“奉主以从人望,大顺也”。
人们常说,三国“三分天下”,曹操一方得“天时”,孙权一方得“地利”,刘备一方得“人和”。各有所得,所以能够三足鼎立。值得注意的是,得地利,不一定得天时;得人和,也不一定得天时;但得天时,实际上就有可能得人和。因为得天时是“顺”,事情一顺就好办了,事情一逆就不好办了。顺水而下,非常顺当;逆水而上,相当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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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表面上是“顺”的,说我的血统姓刘的,汉朝就是刘氏皇族的天下。但是姓刘的皇族宗亲太多了,你是姓刘,但只是无数姓刘的皇族宗亲中的一个,为什么就该你这一个姓刘的来得天下,不该其他姓刘的来得天下呢?刘表、刘璋的血统比刘备还纯粹,地位比刘备还高贵,为什么不该刘表、刘璋得天下,就该你刘备得天下呢?这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刘备不管这些,他始终打着我是皇亲国戚的旗号,我是“刘皇叔”——皇帝的叔叔,比皇帝辈分还大。他老是打这个旗号,就是因为他实际上是不顺的。他“逆”,“逆”了以后只能打旗号,做广告。
但是曹操不需要做广告,因为他就是汉朝的丞相,征伐天下,名正言顺。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名正言顺地打着天子的旗号,至于天子同不同意,只有我知道,你们都不知道。因为只有我跟天子关系最密切,天子在我的掌控之下,天子的年龄太小了,他得听我的。所以我说的就是天子说的,那么天子说的当然也就是我说的;我做的事情都是天子要做的,天子要做的正是我在做着的。
而且,曹操打的还不只是天子的旗号,还是统一天下的旗号。在群雄割据的局面下,大家都各据一方,这个时候倡导统一,就是“顺”的;其他人都割据,就是“逆”的。曹操要统一天下,以辅佐天子来统一天下,从名义上讲很“顺”。刘备想建一个自己当天子的王朝,那就不“顺”了,尽管他也姓刘;孙权想建一个自己当天子的王朝,就更不“顺”了。因为他们都不是汉朝天子,他们想要越过汉献帝,而不是辅佐汉献帝,所以都不“顺”,怎么做都不顺。而曹操怎么做都“顺”,因为他是汉朝丞相。所以曹操这一招是非常高超的政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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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为了使自己的这个“顺”,能够“顺”得更符合他的权术,更能满足他的需求,更能实现他的志向,他又接受了董昭的建议,“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把国都迁移到许昌。他对汉献帝说,洛阳宫殿残破,粮食不足,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太危险。而许昌“地近鲁阳,城廓宫室,钱粮民物,足可备矣,可幸銮舆。”(卷三《迁銮舆曹操秉政》)这话说得很好听,但实际上他是要满足自己的私欲,把汉献帝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小说写道:“自此大权皆归于曹操,出入长带铁甲军马数百,朝中大臣有事先禀曹操,然后方奏天子。”(卷三《吕布夜月夺徐州》)
可以说,“挟天子以令诸侯”,控制中央政权,以便号令天下,这是曹操政治上最厉害的一着棋,给他的称霸事业带来了重要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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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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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英德
郭英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在戏曲小说、散文史、古典文献、学术史等方面卓有建树。著有《中国四大名著讲演录》《读三国 说英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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