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不确定性
我的喜好是到大自然(中去)，尽量别受约束，而高尔夫因为技术规则摆在那里，你会觉得非常不自然，那是英国绅士的运动，我的血液里天生就不大适合高尔夫。
我喜欢的运动也有约束性，但是不确定性更强。我有一个朋友镶牙，很整齐的假牙，他告诉我是打高尔夫留下的纪念，这就是不确定性，但对于我来说还不够。
我第一次参加海南岛帆船赛，正好赶上台风尾巴，船失控了，整整三天三夜在海上。要打着燃烧棒求救，直到人家发现才获救，这种不确定性多强!
再有就是我不喜欢借助机械的力量。假如现在国外有个神秘的中国人玩越野吉普、摩托车或者去外太空，人们一猜百分之九十是王石，但这怎么可能是我?
生命就是要懂得珍惜
我是企业家，不好越界，我只能去谈房地产，比如万科的行为。我说不行贿，别人都不信。房地产不行贿?不可能的。但万科就是把不可能的做成可能了，而且做得挺好。
我们反思金融危机，原因就是不负责任的透支，消费主义至上。
对于我来讲，现在还好一点，过去几年，不要说媒体，我的团队都对我的言论有过批评，这涉及到职业操守。
我个人当然是积极向上的，尽管从历史主义来看一定是悲观的。文明的兴起衰落是很正常的，中华文明之前也有过辉煌期，但不能说我们就不努力了，恰恰是这种努力带有悲壮性而显得更有张力，可能是无功而返，但我们没有放弃。
从某种程度说，生命的意义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你一定要死，你就不能说你就不该出生。
现在是科学进步加上人文主义，改变了物种进化过程，已经不是达尔文自然淘汰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干预，贫富并没有均衡，而是拉大，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的体型变得越来越滑稽。人类的基因本来就是饥饿型的，吃不饱才有生存。现在是过剩，现在各种病和体型都出来了。你没有发现我现在的年纪和身材显示我是个 “异类”?我很骄傲的，这不是遗传的瘦。
这种结果说明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不喝酒，在饮食上注意，还要回到大自然。必须这样，你回到物质世界才会珍惜。
荣辱更重要
(企业家要“衣食足而知荣辱”)共性是这样的，个性会有差异。
对于我来说，或许荣辱更重要。我来深圳，毫无疑问要改变命运。我第一次来深圳是1978年，刚好是改革开放前夕，到沙头角就已经是禁区了，两边都很萧条，但是你在火车上看从香港来的人，他们穿的衣服，大包小包、电视机什么的，马上能感觉出两边的物质生活显然是不一样的。
从物质生活考虑很重要，但这个动因对我来说不是很大，最重要的是自己能选择能做的事情。之前能做什么都是社会安排的，要么当兵要么下乡，显然当兵比下乡好。当兵回来后，要么开车当司机，要么工农兵大学生。当时显然当司机更好，但我选择了进大学。到深圳也一样，因为我能做很多事情。尊严，也就是荣辱对我非常重要。
很多人现在都说你王石不行贿，第一是你自己不用行贿，第二是你当年一定行贿。我甚至非常坦然把自己曾经有行贿意图的故事写出来，两条烟拉关系嘛。
我一直说如果我不行贿不搞不正之风经营不下去，那我选择做不下去。我宁肯出国，去做二等公民。以我的能力出国养家糊口，过上起码的中产阶级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从统计学和人类共性上你说的不错，但是现在多元化、个性化的社会更尊重个人选择，(衣食足而知荣辱)归根到底还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接班人问题与东方文化
(关于接班人一说)这不是中国企业家的问题，这是东方文化的问题。东方文化讲究权威，民主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对文化的依赖性决定了只能如此，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文化并不适合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更多的是靠制度本身，东方文化讲究的是人的权威和依赖，甚至要靠道德层面的力量。西方企业制度讲究的是大家都可能好也都可能坏，所以一定要有制度性监督。你看西方人很笨，路上没人碰上红灯车照停，不像我们一看没人，过啊，明明不能掉头的地方还是掉头。
车少没问题，可车多呢?就乱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