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进入了现代商业文明时代以来，人们发明了种种内外部的工具以提升竞争力，类似绩效考评、平衡计分卡、定位理论、360度品牌轮盘、4P、 4C……举不胜举。诚然，深入研究这每一个版块，都是一门门系统的学问。但工具毕竟只是工具，决定这些工具应用良好与否，还有更关键的一个决定因素，那就是使用工具的人。
中国的企业界从关注市场关注竞争转身到关注自我，也就是大概这十年间的事情。从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到马云、宁高宁等等，成功者以其更强劲的号召力去告诉大家，形而上的东西才是决定做大做强的根基。但是，比起上述工具化的内容而言，理念的东西也往往最具有不可复制，大成者能够兑现形而上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而更多的要么口中念念有词心中全然无物，或是上下脱钩不得其所。
究竟这种形而上的东西是什么？有人说是理念、有人说是文化、有人说是战略、还有人说是精神。无论怎么定义，总之它不如真金白银那般无形、却是企业层面做大做强、经理层面获得更好归宿的必要条件。总之，对形而上的研究，将是中国企业界下一个三十年的重要课题。
但这一课题不可能脱钩于现实、被置于空中楼阁之中而不落地。事实上，曾经的中国国学，正是以人为原点、对形而上进行系统而深入研究的学术，也本应是现代企业家们应当重拾的历史章节。如今却被另一个东方国家——日本汲取并发扬光大。
被称为“日本近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曾经倡导“经济道德合一说”，而这正是儒家文化的体现。此后，现代管理思想家伊藤肇所著《东方人的经营智慧》影响甚广，列举了日本企业家如何把中国儒家经典应用于企业经营。而当前我们所熟知的代表人物稻盛和夫，他曾明确指出：“管理工具和模式可以向西方管理学，但驾驭这些工具和模式的心智，只能从中国国学里面找。”国学是经验体系，西学是逻辑体系
中国国学当中，隐含着多少被我们后来从西学或日本企业理论活用后重新包装的内涵。五千提的中华历史和文化，本身是一部丰富的战略与哲学教材，但是高度融炼，且多为经验式总结，非历练者可悟，且看几个例子——
道家认为，道可道，非常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
儒家认为，仁义礼智信。此为儒家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佛家认为，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无物，若欲求佛但求心，只这心心心是佛。修行的目标，就是明心，其次是出入世，尔后是无常、无我。（佛学与国学有交集，非被包含关系）
喟叹于日本企业家们居然在多一重语言障碍的情况下，把理念寄托嫁于中国国renyilizhixin学之上，而多数国人，却把只需古汉转现汉的内容弃置。背后折射的不仅仅是实业上的差距，还有心智的差距。
国学当中的许多理论，虽成体系，却更多是主观经验式的总结。作为验证式的理论体系，并非人人可悟，生活或事业上有所历练之人，或者心性修为已到一定阶段者，才能从中得到印证，从而强化所悟。
这正是国学荒废于当下的根本原因，因国学的内容大多为心性的投射，而当下之人若参国学，其心必有其神，无神则无法引至共振。
相比起西方理论，就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了。西方管理模式经历了多年的发展，有其成功积极的一面，主要缘于它是通过经验实践结合系统论证构建的体系，拥有更强的复制性。但同时不足亦很明显，比如注重股东利益和鼓励个人欲望，技巧有余，而底蕴不足，膨胀的个人欲望往往导致了诸多的变形与异化。
但恰恰如此，西方模式的趋利性也正与中国企业阶段发展侧重的内涵相吻合，因此，变相用之大有人在。当工具只被赋予功利的一面，当然只会起到片面、甚至负面的作用。形而上不只是企业家的事
多元的社会体系，造就的是不同类型的成功企业，也给“成功”赋予了不同的定义。有的企业不讲理念，只重绩效，比如美的；有的企业理念为导，画饼梦想，比如阿里；还有的企业随境而变，注重灵活，比如联想。这些都是身处不同产业竞争环境而衍生出来的文化需求，谁优谁劣不可同台相比。
但是，无论任何行业，最终的发展方向都是殊路同归，行业竞争环境终将步入寡头或类寡头的格局，如果说在行业起步期是泥沙俱下的百米冲刺，那么成熟阶段将更像围棋的艺术，错放一子，满盘皆输。而能唯一能够根本上整合竞争力的，正是形而上。也就是说，行业竞争越成熟，企业对形而上的依赖越重。
这个观点放在个体的职业道路上来看，同样适用。越是高管层面，对理念的认知需要越深刻、越清晰，哪怕所在企业并非理念型。因此，站在普通的打工者角度来看理念，会有不同的视角，有些人认为，理念的东西只是所谓成功人士成功以后包装出来的形象，有些人则认为，理念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是信与不信的两种态度，依据个体经历不同会产生类似的对立态度。
不过这都不重要，每个人都有他的活法，呵呵，我倾向于稻盛和夫的《活法》，虽然他的活法在中国会遇到重重障碍，水土不同，但是，这种活法是在成就一个与社会息息相关的人，而非只是挣钱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