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为什么绝口不提公司政治，更不用说是权力了，在他41本巨著中根本就找不到有关公司政治的字眼，有的也只是他的一句名言：“组织不是权利的舞台，而是责任的重心”。
这是为什么？
企业融合了“经济性、社会性和政治性”这三种功能，然而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一样的重点功能倾向。例如美国偏重于经济绩效导向，力求短期考虑，以至忽视长期的发展。这容易引起董事会与经营层的紧张关系，甚至于对立的状态，造成上层的人际关系失衡，导致组织内部人事更动和不安，使得组织的社会性充满了变量和不稳。
其次，德国的企业则较偏重于社会性的和谐，董事会成员中也有基层员工的代表，对于企业的运作采取专业导向，尊重技术、实务与理论融合，200年来完全以建教合作、训用合一为目标，使得整个社会因而受益，形成良性循环。
第三，日本由于阶级制十分凸显，采取家长式的管理模式，甚至朝向“家族企业化”的经营模式方向发展。由于家长以身作则的表率和企业秉持“客户至上、顾客是神”的企业文化，因而企业政治性的平衡起到了作用，形成组织的内部和谐，导致质量的落实与改善的文化，当然经济性的成长与发展也就因而受惠。
最后，中国由于企业的发展尚未成熟，停留在摸索阶段，加上商业模式依然在学习与调整中，故较倾向于军事化的管理模式，领导者则多以权威式的领导居多，更以政治性的运作、矛盾与冲突为诉求，导致组织易于分裂。高管一旦历练成熟，自然想自立门户，以至于造***事不稳定、社会性的归属感较弱，尤其董事会的结构不健全，未能发挥实质的功能。
社会思想家德鲁克认为，企业是社会的支柱，是社会的经济器官，必须以“经济功能”为优先，既能满足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又能满足其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功能。为此，在组织内部，决定性的权利必须合法化，且务必专注于绩效和成果上。只有通过卓有成效的经营和管理，才能使决定性的权利进一步趋向于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