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出身的企业史大师
小艾尔弗雷德·杜邦·钱德勒（Alfred Dupont Chandler Jr.，1918－2007）以企业史的研究而著称。在很大程度上，企业史（美国人称之为商业史）这一研究领域就是他开创的。在英语缩略语中，BC为公元前，AC为公元后，而美国的《商业周刊》曾借用这一词汇赞誉钱德勒：“在商业历史中，BC意味着在钱德勒之前（Before Chandler）。”所以，商业史时代也被称为AC（After Chandler）。与钱德勒的AC相提并论，有人把德鲁克也拉出来，称管理学时代为AD（After Drucker）。由此，不难看出钱德勒的学术地位。据说，当钱德勒开始研究企业史的时候，全美只有13名相关学者，但当他2007年去世的时候，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1300名学者。如果说，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为管理学提供了理想的组织模型，那么，美国的企业史学家钱德勒则为管理学提供了现实的组织演变轨迹。
钱德勒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60天，也就是1918年的9月18日。这一时期，正是美国公司走出国门、进军欧亚的时期，钱德勒后来立志研究美国企业的发展与扩张史，正迎合了时代大潮。
钱德勒的身世对他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母亲卡罗尔·钱德勒是杜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女儿（钱德勒姓名中的“杜邦”即源于此），父亲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激情和理想的海员。这位海员曾率领全家用一年的时间，沿着当年查尔斯·达尔文追踪物种起源的路线，驾船航行到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也许正是他父亲的这种探索精神，影响着钱德勒追踪企业进化史达六十余年。而钱德勒的曾外祖父，就是在管理学史上十分著名的《美国铁路杂志》主编亨利·瓦农·普尔（Henry Varnum Poor）。在所有的亲属中，普尔对钱德勒的学术影响是最直接的。当年钱德勒进行企业史研究所依赖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就是普尔的遗产。另外，钱德勒还是美国历史上传奇人物、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远亲。时间再近一些，钱德勒的外祖父， 1903年至1916年间一直担任杜邦公司的首席化学工程师，曾帮助杜邦公司完成了历史上的首次改组。钱德勒出生于一个跟这么多企业名人“沾亲带故”的家庭，他对大公司的看法自然会带上家族的烙印。厘清大公司的来龙去脉，解读大公司的发展奥秘，或许就是日后钱德勒进行企业史研究的原动力。
钱德勒生来是一个擅长文字叙述的天才，青少年时代他就脱颖而出。六岁（也有人说是七岁）时，父亲给了他一本适合小学六年级水平阅读的美国历史读本。据他自己后来回忆说，他当时读了19遍，并且在当时就决意要成为一名历史学家。
青少年时代的钱德勒是一块璞玉，尚需要高人的指点才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师。学生时代，钱德勒先后就读于埃塞克特学院、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哈佛大学。 1940年钱德勒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参加了美国海军，服役于大西洋舰队摄影特遣队。在军队里，钱德勒的具体工作是分析判读航空照片，这种工作既需要对整个航拍区域进行宏观把握，又需要不遗漏每个局部，并敏锐地观察具体细节。这种工作方法上的训练，对他后来的企业史研究不无裨益。另外，在服役于军队的这一段时间内，钱德勒深刻感受到了政府科层制体系的效率，使他对大型组织的运作有了切身的认识。
二战结束后，钱德勒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重返哈佛研究生院。哈佛的学术氛围和治学传统，铸就了钱德勒独特的学术品质和深厚的史学修养。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师从著名的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帕森斯的指导下，钱德勒攻读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也译为涂尔干）的著作，从而产生了对社会学的强烈兴趣。尤其是帕森斯提出的“角色理论”和“结构功能理论”对他的影响最大，这为他后来运用社会学理论研究企业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他还参加了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建立的企业家历史研究中心，成为一名年轻的研究助理，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尤其是“创新”理论，也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天赋、家庭背景、经历、名师等，铺垫着钱德勒的学术道路。在哈佛攻读博士期间，他住在曾外祖父普尔的家中，普尔留下的许多当年铁路建设的一手资料，促使钱德勒把博士论文的选题确定为普尔的传记。于是，一部以自己的曾外祖父为题材的论著《亨利·V·普尔：商业编辑、分析家和改革家》诞生了。表面上看，这是一部人物传记，实际上其内容则远远超出了人物传记的范畴，是美国早期企业发展史的一部力作。1956年，这部著作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在普尔传记的写作中，钱德勒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历史归纳”和“比较研究”方法。历史学本身离不开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本素养，他在这方面又得益于帕森斯和熊彼特。普尔当年绝不会想到，他留下的那一大堆资料，成为后代子孙跻身学术殿堂的阶梯。博士论文写作是钱德勒治学的开始，在读博期间，他还参与了《罗斯福书信集》的编辑工作。
1952年钱德勒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日子里，钱德勒的学术风格逐渐成型。除了修改出版普尔的传记外，他还帮助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小艾尔弗雷德·斯隆撰写自传—《我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岁月》。
1962年，钱德勒出版了《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这一巨著后来被人们称为钱氏三部曲的第一部，从此他在学术界声名鹊起。该书以杜邦公司、通用汽车、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西尔斯公司为代表，论述了分部制管理结构的产生完善过程。当早期美国企业通过纵向一体化和横向合并两种战略竞争市场份额时，集权的职能制结构得以逐步确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国门，实行海外扩张和多元化战略，管理结构也随之改变，这就是上述四家公司发明的分部制管理结构。
1963年，钱德勒转到霍普金斯大学执教。在霍普金斯执教的日子里，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企业史研究工作，写出了《铁路：美国的第一个大企业》，并参与了《艾森豪威尔文集》的编辑。1971年，钱德勒被哈佛大学重新召回研究生院，负责该校的企业史研究。1977年，他出版了钱氏三部曲的第二部—《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这部书通过引证大量原始资料，论证了美国企业诞生壮大过程中的关键变化—等级制管理团队的出现和经营权与所有权的两权分离。在这种变化背后，支配这种变革的是企业对降低成本，进而提高竞争力的追求。钱德勒认为，在管理协调的效率大于市场协调的效率前提下，会导致企业管理层级制的产生。
从“进步运动”时期开始，美国人对大公司就充满了警惕。在美国多数人眼里，大公司的发家史渗透着罪恶。这种“为富不仁”的看法，倒符合马克思关于资本来到世上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一论断。但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中，以翔实的资料和分析表明，美国的大企业，既不是恶棍式的强盗，也不是天使般的善人，它们仅仅是追求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公司的各种战略和策略，不外是适应市场的状况做出各种调整而已。当市场不稳定的时候，企业会倾向于纵向一体化和横向联合；当市场较稳定时，如果市场的效率提高，企业会倾向于剥离非核心业务。
经过学术上的长期积累，1994年，钱德勒出版了他的三部曲最后一部—《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此时，钱德勒已经是一位近八十岁的老人了，他把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了全球领域。经过详细的考证，他论述了19世纪80年代到二战结束这一段时期内，美、英、德三国企业兴衰的原因，提出了“组织能力” 的概念。他认为，组织能力是通过对生产、营销和管理三方面的持续投资来获得的，只有企业获得了强大的组织能力，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建立起强大的进入壁垒或者突破先行者建立起来的进入壁垒。一旦企业获得了这种组织能力，即使因为战争等原因而暂时失去市场，也会在短期内迅速恢复市场占有率。这可以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和德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表现的巨大反差看出来。
从1993年开始，钱德勒将眼光放到了完成现代转型后的四个高技术行业：消费电子工业、计算机工业、化学工业和制药工业。在这项研究中，钱德勒以他一贯严谨的作风，详细考证了这些行业在20世纪中期到21世纪初的发展，使他的研究更加具有了现实意义。在高技术行业的研究中，钱德勒将他创立的“组织能力”概念进一步深化，强调基于三种知识类型—技术、功能和管理的组织能力。在钱德勒的语境中，现代企业的成功越来越多地依靠以技术和功能为基础的“综合学习能力”，这并非说管理变得不再重要，而是在分部制管理结构和经理人地位确立后，管理不再是企业进行竞争的一个主要变量。在钱德勒看来，现当代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在于综合学习能力的获得和维持。获得了学习能力，企业就能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否则就会被淘汰。
在2005年出版的《塑造工业时代：现代化学工业和制药工业的非凡历程》一书中，钱德勒为他的企业史研究做出了总结。他认为，纵观三次产业革命，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首先，每一次产业革命的长期领先者都是遵循优势战略而获得成功的，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大公司的大规模收购和剥离活动的内涵。其次，各个产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成型需要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企业必须抓住机遇进行相关投资，形成并维持自身的综合学习能力，构筑进入壁垒，一旦错过机遇，成功进入这个行业的机会就会非常渺茫。
2005年完成这四个高科技产业的专门研究时，钱德勒已经是87岁的耄耋老人了，然而，这位企业史专家并没有因为年龄而放弃创作，他依然孜孜不倦地进行相关研究。2007年5月9日，他在整理妻子的祖父威廉·拉姆塞（William Ramsay）的传记时，不幸仙逝，享年90岁。结构跟随战略
1962年出版的《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Strategy and Structure：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Enterprise），是钱德勒出版的第一本企业史专著。在这部著作中，钱德勒讨论了美国大企业的成长与发展，以及企业的组织结构如何进行调整以适应自身的发展，其具体内容包括杜邦、通用、标准石油和西尔斯四家大公司的发展史，并演绎出美国现代公司及其管理架构产生和发展的普遍现象。通过这一系列分析和评述，他得出了著名的钱德勒命题—结构跟随战略。
钱德勒的考察聚焦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这一阶段，美国的第一批大规模一体化企业问世，这些企业的出现给工商企业管理带来了众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企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企业管理结构不仅要适应大力增长的生产力，提高企业效益，更重要的是要应对新的多项职能的出现。
当时的工业企业大多集中在制造业，根据钱德勒的归纳，制造业中的大型多职能企业的产生，来自于纵向扩张和横向扩张两种截然不同的途径或战略：“一种战略是一家单一的公司通过创造它自己的销售组织开始扩张和一体化。另一种战略是一批生产企业按横向联合的方式—行业协会、合资共有、托拉斯或控股公司—把它们的制造业务相互合并，然后迅速地向前进入销售领域或向后进入采购领域。”第一种战略通常被采用新技术、提供新产品的企业所采用，而第二种战略更多地被使用相对不太复杂的旧技术生产大宗商品的行业采用。通过这样两种途径，企业来应对伴随着市场快速成长而出现的机会和压力。
相比于实现公司的纵向一体化而言，更加容易实施的是横向的联合和合并的一体化，而且生产能力过剩会大大刺激企业进行联合。这种扩张、合并和一体化战略，对公司结构的改变和各个管理层级的变革提出了相应要求。
1900年以后，工业继续成长，分部制企业出现，大型的工业企业为了应对由城市化和先进技术所带来的机会采取了三种成长战略：一种是现有生产线的扩张，以供应更多的同一类型的消费者；另一种是在其他地区寻求新的市场和原料来源；还有一种是开发面向不同类型顾客的更大范围的产品来创造新市场。不同的发展方式，在具体的运营和战略上都存在着不同的管理问题。钱德勒具体考察了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零售商业的西尔斯公司，通过不同的案例来揭示这些管理问题是如何被解决的。
钱德勒考察的这几个公司，都是最早发明了多部门结构的公司。这四家公司的新结构都是独立创建的，它们之间不存在模仿和借鉴。杜邦公司的新结构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的侧重点在于公司分部的创建；通用汽车公司同样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发展新结构，但是它更加强调的是公司总部的发展；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于1925年开始重组，因为它已经拥有分部和总部，其主要问题是针对它们之间的职责区分；1929年开始重组的西尔斯公司，则同杜邦公司类似，所处理的主要问题也是公司分部的创建，不同的是，西尔斯公司为了保证业务范围的扩大，更加强调重新调整高层领导的责任。这些公司的领导者，当时各自面临的问题都是独特的，因此他们各自的解决办法都属于创新。然而，这些公司的经理们可能没想到，在若干年之后，他们的公司结构转变成为范式，被其他公司纷纷效仿。钱德勒选择这四家公司进行分析的意义，进而也凸现出来。
通过对这四个美国公司的发展历史进行研究，钱德勒发现，随着公司的发展、地理区域的扩大与多样化程度的增加，为了适应公司战略的改变，公司的组织结构实际上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钱德勒的研究同样表明，在没有受到强大压力的胁迫下，管理者很少会放弃从前的传统和习惯去寻求新的组织形式。只有当他们意识到企业面临着某种困境或需要时，才会根据情况做出决策。这个决策就是战略，而组织结构会相应做出改变。但究竟在怎样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企业的扩张战略？才会导致多部门组织结构的出现？
钱德勒认为，企业在多样化扩张战略的引导下，规模逐步扩大，当积累一定资源后，会开始向不同地区或者向不同产品市场的方向发展。由于经营业务增加，高层经理的工作也日益复杂，决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都会加大，管理人员很容易淹没在这些复杂的决策里，从而忽略真正重要的东西。因此，多部门结构的出现，可以将高层管理人员从日常的经营活动中解脱出来，使他们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真正与企业命运有关的长期计划和决策。具体运营则由各个事业部的经理人员负责，他们处理日常管理事务，承担管理责任，享有一定权威。在这种模式下，公司总部更多地偏重于战略决策，分部经理更多地偏重于具体管理决策。多部门结构可以更有效地协调大规模的生产和分配，适应越来越多样化并复杂化的企业活动。否则，当企业的经营扩大、新的战略制定后，没有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组织面临的只能是无效率。要想避免这种无效率，无论企业怎样扩大经营业务，根据业务制定出怎样的决策，组织都必定要做出相应调整与变化。这一观点，被人们称为钱德勒命题。
在论述战略决定结构这一命题的过程中，钱德勒还对组织创新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每一个组织的管理者进行的战略扩张和结构调整，都是独立的创新活动。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这种组织创新随时都会发生。
约瑟夫·熊彼特曾经在分析经济行为时，对创新活动进行了具体区分。他将创新分为创造性革新和适应性反应。创造性革新能够超越原有的常规和程序，而适应性反应虽然会使做出反应的个人或者企业发生重大变化，但从本质上仍未跳脱出旧有的习俗。
熊彼特有关创新的思想对钱德勒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这个分析视角下，钱德勒通过他的企业史研究为熊彼特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实质性的内容支撑。钱德勒考察的四家公司，在构建多分部结构的过程中，面对新的需要和形势都创造了新的方法。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在创建基层部门、职能部总部和中心办事处时，又停留在原有的业务常规上。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更加习惯对已有的管理方式进行适应性改造以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新泽西标准公司对所遭受的市场压力进行了回应，但是并没有刻意参考借鉴其他公司的组织结构，甚至连过去的经验都没有多加吸取。西尔斯公司参考了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的经验，改变了现有程序来满足新的需要。可以看到，尽管这些都属于适应性回应，但这四家公司的举动不仅仅是模仿。在进行创造性的革新方面，四家公司都表现为创立了多分部的组织结构。而导致这些创造性革新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央集权的职能部门化结构和松散的分权化控股公司的缺点显现，高层管理人员的管理负担增加以至于无法承担责任；企业运营过于复杂，少数高层管理者忙于进行协调、评估和政策制定等活动，难以兼顾长期的企业家活动和短期的运营管理活动。也就是说，只有这些情况发生，为了应对新的问题，多分部组织结构的创新才会出现。一旦组织结构跟不上企业战略的变化，无效率就会出现，直至矛盾激化。
在对于组织创新活动的研究中，钱德勒发现，组织的创建者通常不会是组织结构的革新者，而能够成为组织创新者的经理人通常都有某些相同的特征。他们大多受过工程方面的训练，对系统化和组织关系的界定等问题抱有极大兴趣，而他们的教育和训练背景与构建组织需要的方法之间似乎存在一定的关联，工程专业对美国企业管理的合理化和系统化所起到的影响作用已经被证明，解决科学或工程问题所需要的严谨态度能够帮助高层经理处理管理问题。除此之外，这些组织的创新者通常都比较年轻，并且没有在某一职位上停留过长时间，没有被特定的角色和行为模式所同化。这些特征都有助于他们在面对问题时做出适当的决策，成为企业组织的创新者。
《战略与结构》为钱德勒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他的这部书立足于历史学的广阔视野，采用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了社会学的研究框架，通过大量的案例，将商业史融入了经济学与一般历史的范畴，将商业史和经济学紧紧联系在一起，提供了一种研究管理问题的独特角度，并且通过这种独特角度提出了“战略决定结构”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结论，开创了战略管理理论。
钱德勒在《战略与结构》中明确提出了战略的概念，他将战略定义为：“企业长期目标的决定，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需采纳的一系列行动和资源分配。”钱德勒对于战略概念的界定，在企业战略管理问题研究上举足轻重。关于企业战略，有着众多的人物和学派，其中影响较大的“设计学派”和“计划学派”，在理论本质上同钱德勒的思想相一致。企业战略的出发点是要适应环境，其实质是组织对相关环境的适应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内部结构变化的过程，因此，企业的组织结构必须要与企业战略相对应。可以说，钱德勒对于当今盛行的战略管理起到了重大的奠基作用，他所运用的战略与结构互动的分析框架，构成了战略管理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
在经济学领域里，大概没有人会忽略亚当·斯密的奠基人地位。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亚当·斯密的理论为自由市场经济奠定了思想基础。一句“看不见的手”，把自由市场的充分竞争原理概括得淋漓尽致。此后的经济学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在围绕“看不见的手”建立合乎逻辑的学说体系，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也由此产生。
可以说，亚当·斯密在经济学领域的地位几乎是无人能及的。尽管经济学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早已比斯密的时代更为丰富多彩，然而，到了今天，依然不断有学者提出要“回到斯密”。斯密及其理论仿佛成为经济学界无法逾越的高峰。然而，钱德勒却对这座“高峰”发起了冲击和超越。
钱德勒在1977年出版了《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主要讨论美国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管理革命。在这部著作中，钱德勒明确表示，这本书所讨论的主题就是“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取代了亚当·斯密的所谓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市场依旧是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创造者，然而现代工商企业已接管了协调流经现有生产和分配过程的产品流量的功能，以及为未来的生产和分配分派资金和人员的功能。由于获得了原先为市场所执行的功能，现代工商企业已成为美国经济中最强大的机构，经理人员则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决策者集团。”
钱德勒不仅明确提出了和“看不见的手”截然相反的“看得见的手”的论点，指明了“看得见的手”已经在企业中取代了“看不见的手”，同时还在该书前言中列举了为什么管理协调“有形的手”取代市场机制“无形的手”的八个论点。
（1）当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机制的协调能带来更大的生产力、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利润时，现代多单位的工商企业就会取代传统的小公司。
（2）在一个企业内，把许多营业单位活动内部化所带来的利益，要等到建立起管理层级制以后才能实现。
（3）现代工商企业是当经济活动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即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的协调更有效率和更有利可图时，才首次在历史上出现的。
（4）管理层级制一旦形成并有效地实现了它的协调功能后，层级制本身也就变成了持久性、权力和持续成长的源泉。
（5）指导各级工作的支薪经理这一职业，变得越来越技术性和职业化。
（6）当多单位工商企业在规模和经营多样化方面发展到一定水平，其经理变得更加职业化时，企业的经营权就会和它的所有权分开。
（7）在做出管理决策时，职业经理人员宁愿选择能促使公司长期稳定和成长的政策，而不贪图眼前的最大利润。
（8）随着大企业的成长和对主要经济部门的支配，它们改变了这些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的基本结构。
在钱德勒看来，管理协调这只“看得见的手”，相比市场协调这只“看不见的手”而言，能够带来巨大的生产力和丰厚的利润，能够提高资本的竞争力，由此管理的变革会引发生产和消费的显著提高。这也就是钱德勒所谓的“企业的管理革命”。
《看得见的手》为钱德勒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出版当年就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的纽康门（Newcomen）学术奖和哥伦比亚大学班克罗夫（Bancroft）美国历史研究奖，后来还获得了美国新闻图书最高奖普利策（Pulitzer）奖。钱德勒也因此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令人遗憾的是，据说由于瑞典皇家学院“很难确切定位钱德勒的地位”，使得他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但是钱德勒所提出的理论，在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影响深远。
许多人看到《看得见的手》这一书名，就会把钱德勒的理论看做是对斯密的挑战。在理解钱德勒的这种挑战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是斯密对于市场机制的形象比喻，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供求关系。斯密认为，利己之心是人的本性，人类世界的一切经济活动如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都是由此而来。然而人人都有的利己动机却能够造成利他的善果，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带来了更大的社会利益。正常情况下，市场会以它内在的机制维持其健康的运行。人们进行经济活动时，会依据利己原则进行理性选择。这些选择会自然而然形成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这些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之中支配着个人自觉地按照市场规律运行，使消费者依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做购买决策，使生产者依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做销售决策。市场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根据价格的自然变动，引导资源向着最有效率的方面配置。依靠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会使每种商品的供给自然地与其有效需求相适应，形成自发的市场秩序。看不见的手能够使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统一起来。
仅仅从表面看，钱德勒所提出的理论似乎是成心要颠覆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他的书名，不仅从字面上与斯密的观点针锋相对，理论的内容也截然不同。甚至有这样的评论：钱德勒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亚当·斯密的“轻微的嘲笑”。但是，认为钱德勒与斯密截然对立的看法，未免太过肤浅。
钱德勒“看得见的手”对斯密究竟是对立的否定还是有益的补充？这值得仔细推敲。在一定意义上，钱德勒确实同斯密不一样。斯密的理论从本质上而言是否认管理的，他强调的是充分的经济自由和完全的自由竞争，通过市场价值规律对企业经营进行调节，他反对国家的外部干预，主张把调节机制交给市场，由市场来控制社会的发展。总的来说，斯密强调的是企业外部的“自发秩序”。而钱德勒完全相反。他强调的是通过管理活动来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以管理活动部分替代市场机制。他主张的是企业内部的“人为秩序”。两人的理论的确“南辕北辙”。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样的差别来源于不同的时代环境。
斯密生活的岁月是在18世纪中期，当时启蒙运动正在抬头，英国处于产业革命前夕，理性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斯密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不自由造成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而这种不自由正是政府管制造成的。对政府管制的反抗，催生了斯密自由竞争的思想体系。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可以看出，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来自国家体制的严重阻碍，他想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推动社会福利的增进。而钱德勒提出“看得见的手”，所考察的对象是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段时期的美国企业，这正是美国的农业经济和乡村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的时代，美国经历了生产和分配过程中革命性的改变，是大企业而不是政府在有力地改变着社会。钱德勒通过分析直接影响企业实现生产和分配过程的方式变革，看到了管理的巨大能量，所以他强调管理革命。可以说，斯密和钱德勒观点的“截然相反”是来自于不同的时代背景，是为了解决不同的现实问题，而并非理论本身的两军对垒，更不是内在逻辑的针锋相对。
尽管他们的理论有着巨大差别，但我们依然无法忽视钱德勒与斯密之间的内在关系。就斯密而言，他对管理学的早期探索和奠基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见本刊 2007年第3期）。斯密强调的是企业外部的“交易”而非企业内部的“控制”，但是，管理学却离不开斯密的理论，他的经济人假设和分工理论构成了管理学的理论前提和技术前提。对于钱德勒而言，他提出“看得见的手”，恰恰不是对斯密的否定。在理论方法和逻辑前提上，钱德勒严格遵循了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理性分析方法。钱德勒的“手”发挥作用是有条件限制的。他多次强调，大型企业的内部管理并不能取代市场对经济发展的调节和促进作用，只有在管理机制比市场机制能够产生出更大的生产力、企业内部协调成本比市场交易成本更为低廉的情况下，“看得见的手”才会发挥作用。这种论证，严格遵循着斯密开创的经济学研究途径，理论体系在本质上与斯密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本文才把钱德勒的贡献看做是对斯密的“冲击和超越”，而不是看做“对立和挑战”。如果说，凯恩斯经济学是从国家干预角度对斯密经济学加以调整和修正，那么，钱德勒企业史则是从经理协调角度对斯密经济学加以补充和发展。所以，钱德勒在更多情况下被人们视为经济学家而非管理学家。他不是要把斯密击倒在地的拳击手，而是用斯密的手法在企业内部领域创立了新的组合拳。钱德勒的“经理资本主义”，同斯密的“市场资本主义”相比，恰好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斯密以市场逼进企业，钱德勒以企业拓展市场。如果把握不住这一点，就可能会对钱德勒的理论产生理解偏差。
钱德勒通过自己的研究，以企业史为纽带，把经济学与管理学很好地融合起来，并且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框架。尽管是对企业史的考察，但钱德勒的著作并不仅仅是大量企业史资料的罗列堆砌。他的每本著作都有非常清晰的分析框架和观点，并通过大量企业史料来围绕自己的观点展开阐述，能够发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实质性变化，以分析和归纳提出史学家对管理学的一般概括，这是钱德勒进行研究的最大特点。可以说，钱德勒从企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最终的落脚点却是管理的历史作用。在他身上，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形成了完美且融洽的汇合。美国现代企业的诞生历程
从184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美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行各业出现了许许多多大公司，它们与亚当·斯密式的专业小工厂有着明显区别。钱德勒在其代表作《看得见的手》中曾经说道：“……1840年时的一个美国生意人可能会发现，他对15世纪意大利的生意环境要比对70年后的自己国家的生意环境更为熟悉。”对这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的大型企业，美国国内外都以一种怀疑的眼光审视着这些怪物，观测着它们的社会效应。人们有理由担心，这种快速增长的大型公司，凭借它们的经济实力，有可能会损害公众的利益和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事情也好像正在验证人们的疑虑，20世纪初，大型企业在美国国内外市场上呼风唤雨，几乎无所不能，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约翰·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托拉斯。由此，为了防范托拉斯对“自由”的伤害，美国在“进步运动”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托拉斯浪潮。尤其是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时期，《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开始得到严格执行，试图给这些企业怪兽带上用自由贸易原则铸就的紧箍咒。
美国人反对托拉斯的理由十分简单直接。按照斯密的理论，经济的发展源于竞争，而大企业近乎垄断的地位，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甚至限制自由竞争。在把“自由”看得无比重要的美国人心中，垄断是十分可怕的。但是，现实的经济发展，不是按照理论公式算出来的。按理，大企业的霸主架式，必然会降低竞争程度。既然美国经济已经被大企业控制，这些大企业已经取得了垄断地位，美国经济应该是没有效率或效率低下的。但是，现实却恰恰相反，美国经济在世纪之交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1894年工业产量超过英国而跃居世界首位，1910年前后占世界工业生产的35%，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前已经占世界工业生产的42%。
理论不能解释现实，就只有变革理论。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经济的起飞做出了各种解释。例如，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道格拉斯·诺斯，就提出了 “一国三方”的经济发展模式：美国北部为南方和西部提供工业品，南部为北部提供棉花，西部为北部提供粮食、皮革等。三方有如一个“三足鼎”，共同支撑着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针对这个问题，钱德勒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型理论。他认为，支撑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正是这些大型企业，因为这些大企业存在着速度经济以及管理协调的高效率，从而使美国经济获得了比斯密式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更高的发展速度。那么，美国现代企业诞生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是什么呢？它们诞生的过程是怎样的？这些大型工业企业的内部结构又是怎样的？这些疑问，钱德勒—给出了解答。他认为，美国工业企业的诞生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基础设施的准备；分配与生产中的革命；现代工业企业的成型。
基础设施的准备
美国是一个新兴国家，版图辽阔，市场巨大，资源丰富，人口增长迅速。特别是19世纪中期开始的“西进运动”，人口从东部城市大量向西部偏远地区迁移。这种人口的迁移，使得人口的分布很分散，不易形成集中的市场，与此同时，多数人居住在农村，城市化水平较低。这种市场状况，决定了在1840年之前，美国的商人们以一种原子状态的离散分布方式撒布在广袤的原野，犹如漫天繁星，不能聚汇为集中的经济枢纽。这是一种典型的斯密式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改变这种离散分布的重要因素，是运输和通信革命。铁路和邮政，对美国企业的兴起产生了划时代的催化作用。1830年，从纽约到芝加哥需要三星期的时间，到 1857年只需要两天。运输革命的开展，不仅加快了物流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增加了经济的可预期性，企业主能够根据市场情况及时做出相关决策，大大增加了市场的确定性。除此之外，美国铁路的修建对经济还存在间接的深远影响。邮政与铁路紧密伴随。过去，通信靠的是驿站和马车，1847年，通过铁路递送的邮路占 10.8%，轮船递送占10%，近80%邮路还是驿马递送。到1857年，铁路就成了邮政的主干。1852年，2.3万英里的电报营业线，把通信革命推向新阶段。信息传递速度的提高，邮费的降低，准确性的增加，使企业主如虎添翼。
铁路管理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小企业管理，它要求必须在广泛的范围内进行统一的协调经营，而不能进行简单的分散化处理。这对当时的管理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对此，美国铁路的管理者们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铁路的管理开始进入正轨，各种制度规章（包括会计统计制度、管理协调流程等等）已经完善（参见本刊2007年第3期《管理学的先驱》）。这种新型的制度，基本上被后来的大型工业企业全盘采纳，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了进一步的改进。由于铁路管理的复杂性，所有者或者家族不得不雇用领薪经理进行管理协调工作，从而产生了美国历史上最早的经理人阶层。随着经理人阶层的不断扩大，美国铁路的所有权与管理权逐渐分离，这一点对于现代美国企业乃至美国整体经济的影响极为深远。
铁路的修建需要大规模的资金，适应这种需求，纽约资本市场担负起了为修建铁路筹集资金的任务。与此同时，各种现代金融制度规范逐渐完善，为日后美国其他行业的大型企业筹集资金创造了不可或缺的金融制度基础。
分销与生产革命
以铁路为代表的现代运输系统的发展完善是进行分销与生产革命的必要条件，但是，前者并非是后者的充分条件，只有在现代运输系统完善的基础上，并且相关行业突破了大规模生产的技术限制，分销与生产革命才会接踵而至。另外，美国现代运输系统的完善跟分销与生产革命在时间上并不是先后关系，而是随着铁路修建几乎同步展开的过程，尤其是分销系统的建立更是如此。
由于分销领域的技术限制较少，对管理协调的要求相对较低，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第一批大型企业最早产生在分销领域。他们逐渐取代了长期以来占据分销领域的批发商，通过大规模经营降低成本，进而从小企业和批发商手中夺走市场份额。但是，钱德勒认为，规模的经济性和分配的经济性不在于规模的大小，而在于速度。这种经济性不是来自建造更大的商店，而是来自提高库存周转率。这是大型分销企业（大零售商、百货商店、连锁商店）在竞争中获胜的法宝。
为了获得速度经济性，这些行业的企业家必须建立起合适的组织体系，并招聘必要的领薪水的管理人员，来对货物进行合理的协调安排，同时也有必要建立内部的财务会计体系。
相比之下，生产领域尤其是第二次产业革命诞生的资本密集型工业行业，它们进行技术突破的难度比较大，需要更多的专利发明积累，所以，这些行业（机械、电气设备、化工、金属）的大规模生产在时间上要略晚于分销行业。由于这些行业的生产需要进行协调的工序众多，所以，更有必要招聘管理人员进行协调。在这里，钱德勒认为，“通过能力”是衡量生产业绩的重要指标。所谓通过能力（Throughput）是钱德勒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指物质流在单位时间内通过生产过程的速度和数量。对这一概念，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中有明确的解释。通过能力越高，生产设备的使用率就越高，单位成本就会越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创业者们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很严峻的，远比我们今天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为了协调复杂的工艺流程，美国掀起了后来风靡全世界的“科学管理运动”，诞生了泰罗、甘特、埃默森等一大批管理的先行者，管理学由此发端。
现代工业企业的形成
钱德勒认为，“由一组支薪的中、高层经理人员所管理的多单位企业即可适当地称之为现代企业”。现代企业是在现代交通运输系统完善之后，伴随着分销和生产革命的开展而逐渐成形的。换句话说，分销与生产革命的进程也就是现代企业形成的过程，这不是两个过程，而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在分配领域，由于不需要过大的初期投资，企业生产扩大所需要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企业自身的留存收益，所以，股权（即所有权）仍然主要集中在个人或家族手中，创业者或家族代表仍然掌握着高层管理的决定权。在这些行业中，创业者只需要招聘必要的中层管理者来协调货物在企业内部的流动即可，故现代企业产生的时间较晚。只有那些由于经营的原因遇到了财务困难的企业，才会吸收外部投资（主要是银行），客观上促使股权分散，两权逐渐分离。
在钱德勒看来，现代企业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为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由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复杂，这些企业的创业者必须招聘更多的管理人员，组成等级制的管理团队，负责企业的日常运营。同时，这些行业都需要较大的投资，单靠企业的留存收益不足以满足这种巨大的资金需求，故金融势力对这些行业的初期发展影响较大，这使得企业的股权日益分散。然而，银行金融家对工业行业的经营既没有经验，又没有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招聘高层管理人员对企业进行总体管理协调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当一个企业的中层和高层皆为支薪的经理人员所控制的时候，现代企业的雏形就诞生了。钱德勒经过考察后认为，管理人员掌握了企业的高层决策权以后，并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负责任，相反，经理人会逐渐将管理工作当做一种终生职业，而不是一种短期行为，与企业的所有者往往单纯看重短期分红利益不同，经理人员更能够采取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即使短期内会损害股东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企业自身组织结构的完善与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进行的战略与职能的竞争，贯穿着企业生命的始终，没有孰先孰后的问题。战略与职能的竞争促使企业的结构随之改变，同时，企业的结构对战略与职能的竞争也有着重大的影响。一战之前，美国企业最主要的竞争战略是横向合并与纵向一体化，市场主要面向国内，在这种战略下，几乎所有美国企业采取的是按职能分部的集权化结构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企业逐渐采取海外扩张和相关多元化的战略，而按职能分部的集权化组织结构对此不适应，导致了管理的混乱，企业难以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于是产生了对新的企业管理结构的需要。以杜邦、通用汽车为代表的美国大公司最早探索并发展了多部门企业结构（即管理学上常说的事业部制）。这种新的结构适应了战后的现实，进一步提升了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至此，美国现代企业基本形成。
美国现代企业形成以后，与竞争对手在国内外展开了卓有成效的职能和战略上的竞争，二战后，其他国家的大型企业也逐步采取了多部门结构。随着时间的发展，多部门结构与刚刚诞生时相比，发生了一些完善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高层管理人员职能的逐步明确（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分配资源和制定计划）和研发在企业活动中地位的与日俱增。
钱德勒通过追述美国企业的产生发展历程，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壮美的历史画卷，在这幅画卷中，充满了许许多多的传奇故事。这一个个传奇，构成了世界史上美国崛起的场景。这幅历史画卷的散序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恬淡生活，而结尾则是超大型企业的一种交响乐式的巨大轰鸣。在这一过程中，熊彼特定义的企业家具有耀眼的作用，他们为了降低单位成本，着眼于企业内部的协调和改进。经理人的历史功绩，就是把过去完全依赖于市场协调的功能不断内部化，转变为管理协调功能。从管理学角度看，钱德勒的研究，不会给经理指明具体的操作方向，但是，却能给经理定位出历史坐标。了解钱德勒的理论，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管理学的时代意义。美、英、德三国资本主义的比较：组织能力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
钱德勒从美国企业史开始他的学术生涯，20世纪70年代后，他把视野扩展到全球。经过十余年的潜心研究，他终于在1990年完成了煌煌巨著《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Scale and Scope：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在这本著作中，他以美国、英国和德国为样本，全面考察了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最终推出了他的结论—组织能力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
美国: 竞争性的管理资本主义
钱德勒认为，现代企业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它含有一些不同的组成单位，是典型的多部门多单位结构；其二是由一些专职的、领薪水的管理人员组成等级制管理团队，由他们从事管理协调，支配企业。在美国，经理的作用特别重要，所以，钱德勒把美国的资本主义，称为“竞争性的管理资本主义”。这种管理资本主义是由现代企业构成的，经理人员在其中发挥着支配性作用的制度。
美国本是英国在北美的十三块殖民地，独立之后，通过购买、吞并等手段，最终成为横跨北美大陆的大国。与此同时，美国的人口迅速增加，这不仅包括本国人口的迅速繁衍，而且包括从其他国家来到这里追寻“美国梦”的大量移民。由于美国相对于英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多数人口生活在偏远的农村，特别是由于“西部大开发”，很大比例的美国人散居在中部大平原和西部洛基山区，而美国的工业化速度又非常之快，广阔的市场催生了大型公司。运输和通讯革命为大公司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迅猛的铁路化，与铁路相伴随的电报网，之后贝尔发明的电话，更加提高了人们通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铁路与早期美国小企业管理上的最大的区别是，铁路必须要进行集中的统一管理和调度，英国式的承包制对铁路不再适用。在这种现实需要面前，铁路界的精英们集中精力探索并设计出了管理铁路的组织方法及财务方法，在世界历史上首次规划出大铁路（尤其是远程运输铁路）的集权化管理方案和分权化管理方案。铁路模式的示范和推广，为经理占据支配地位的管理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
在大企业的发展进程中，《反托拉斯法》所起的作用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与一般人不同的是，钱德勒在分析了大量数据之后认为，虽然《反托拉斯法》的立法目的是针对标准石油式的巨型公司，但在事实上，它也同样禁止那些中小企业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结成共同体或卡特尔。从这个意义上讲，《反托拉斯法》没有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当然，该法绝对不允许在美国市场上出现独占式垄断，这一立法意图恰恰加速了寡头垄断的形成。同样，钱德勒也反驳了所谓“金融资本主义”的说法。他认为，美国的银行代表几乎从来没有在工商企业的董事会中获得决定性的权力，他们最多只有否决权。作为金融行家，他们对企业经营无法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在文化教育领域，随着工业化社会的诞生，各种各样有关工程、管理的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各大学也迅速设立了这类课程，为工商企业培训管理人才。19世纪40 年代以后的技术革命，对于美国资本主义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在这段时间里，各种新技术不断涌现。电力、化工、机械等行业的新发明层出不穷，为大规模生产和分销提供了前提，也有助于企业在集中化的基础上实行相关多元化战略，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
上述因素，不仅促成了美国现代企业的诞生，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决定了它们的成长方式以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方式。钱德勒认为，美国企业设立之后，通过横向合并、纵向一体化、进入新地域市场（尤其是海外扩张）和进入新产品市场（即相关多元化）四种战略迅速壮大。这四种战略没有明确的时间先后顺序，在某一段时期，某个企业采取的战略可能是其中的一种或多种。
从美国企业的整体来看，横向合并和纵向一体化是早期主要采用的战略。横向合并主要发生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在20世纪20年代也发生了一些小范围的合并，但是这些合并主要发生在业务相互补充的企业之间，而不是相互竞争的企业之间。合并的目的不是要支配市场，而是为了实行多元化。相比之下，纵向一体化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前要常见的多，其目的要么是消极地控制原料来源或市场销售，要么是积极地对行业进行合理化改革，以降低成本。
一战以后，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市场的打开，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到国外投资，开始占领全球市场。同时，出于转移战时过剩的生产能力之需，美国公司逐渐开始多元化经营。这两种战略，都对原来公司仅仅局限于一个小的地域范围内或少数生产线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适应这种战略，以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为代表，多部门企业结构被设计出来并不断完善，这又反过来支持了美国企业的海外扩张和相关产品多元化战略。
在实施各种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普通机械、电子机械、石油、橡胶、化工、金属等行业，因为能够通过大规模生产和分销降低成本，这些行业的企业家会增加对生产、营销和管理三方面的投资，进一步扩大先行者的优势，逐渐构筑起强大的进入壁垒，从而实现企业的持续成长。相反，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企业，则往往摆脱不了业绩下滑甚至倒闭的命运。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福特公司，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亨利·福特作为美国汽车大王获得成功的传奇经历，但是，正因为过于相信个人，他没有及时在管理方面进行投资和改革，所以福特公司几乎招致了灭顶之灾。而在相同的年份，在斯隆的领导下，通用汽车借鉴杜邦公司的做法，进行企业结构的改组，组建等级制的管理团队，实行了恰当的战略，业绩蒸蒸日上。
关于上述四种发展战略，钱德勒进一步指出，前两种战略（横向合并和纵向一体化战略）并不涉及组织能力。“这种组织能力是在企业内部组织起来的物质设备和人的技能的总和，包括每个运作部门—工厂、办公室、实验室—以及这些运作部门的员工的技能。”也就是说，在企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即使没有这种组织能力，只要创始者能够进行必要的财务和业务监督，企业仍然可能得到快速发展，这方面以杜兰特时期的通用汽车公司为典型。但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经营活动会越来越超出企业创始者的精力范围，此时，对管理进行投资就变得非常必要。在此基础上，钱德勒指出，正是这种现实的需要，使得美国诞生了新的经理阶层，促进了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最终形成了美国的竞争性管理资本主义体制。
英国：个人资本主义
在钱德勒的眼中，管理资本主义制度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在英国最终确立。那么，在此之前英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钱德勒认为，英国长期以来存在的是个人管理和家族管理的资本主义，这里的“个人管理”具有双重含义：一种是指企业的个人式管理，另一种是指管理的个人式方法即“风格”。而这种对生产、营销和管理缺少投资的体制，使英国企业没有形成自己的组织能力，进而导致了英国在20世纪缓慢发展的落后状态，相对于美国和德国，英国的落后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英国这种个人管理式资本主义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英国自身的历史文化因素决定的，英国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状况是这种制度产生的土壤。钱德勒认为，决定英国资本主义与美国、德国不同的因素具体如下。
首先，英国本土仅仅包括英伦三岛，国内市场狭小，人口增长缓慢，在第二次技术革命开始的时候与美国的人口持平，但到一战结束后，美国的人口已经是英国的两到三倍。此外，由于工业革命发端于英国，所以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城市化的国家，这样就造成了不多的人口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群周围的局面。
其次，铁路和通讯革命的影响不明显。由于在铁路、电报、轮船和海底电报问世之前英国就开始了工业化，这些运输和通信上的革新对工业体制的影响大大低于在美国和德国对工业体制的影响。在美国和德国历史上影响巨大的铁路和通信革命，在英国几乎没有对工业化造成任何影响。
再次，英国的市场状况使得英国的企业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依靠自己或家族的力量掌握整个企业运营状况的相关信息，这使得英国企业家在扩大生产、经销、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以及对领薪管理人员的招聘、培训和提升方面踌躇不前。这种价值观也反映在英国的教育机构中，英国大学一直是“绅士、政治家和行政官员的摇篮”，在培训经理人才方面做出的反应是缓慢的。
英国企业诞生以后，往往通过合并购置的方式获得发展。但是，英国企业的这种发展战略与美国企业的合并战略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英国企业的合并无非是为了合作控制市场，参与合并的企业并没有进行合理化改革，组织结构没有根本变化，从而也就实现不了生产和销售的规模经济。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企业的合并往往是通过职能和战略的竞争来扩大市场实力的第一步，美国多数合并而成的企业会接着进行相关的合理化和集中化，以获取规模经济的好处。
由于信守个人管理的传统，除了石油、橡胶、化工产业内的几个代表性的大公司之外，英国企业家没有及时对生产、销售和管理三方面进行相关投资，没有形成自身的组织能力，这就造成了英国企业在美国和德国企业的强大竞争面前不断失败。在钱德勒的眼中，英国由原来叱咤风云的“日不落帝国”沦落为经济上的“二流国家”，为组织能力在现代企业中的重要作用，做出了最好的反面说明。
德国：合作的管理资本主义
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中，关于德国有这么一句话：“德意志民族要么考问世界，要么拷打世界。”德意志民族考问世界凭借的是以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古典哲学，拷打世界凭借的则是迅速崛起的经济实力。钱德勒从德国大型企业的产生发展过程入手，为德国统一后的迅速崛起做了相应解释。德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色，但是更加接近于美国而不是接近于英国。
德国作为欧洲中部一个新兴的大国，国内市场很少是城市市场，城市化水平低，人口居住分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内总资本收益率迅速上升，却仍低于英国和美国。德国的实业家们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要比美国制造商们严重得多。同美国类似，德国于1871年完成统一后，迅速展开了铁路和通信革命，有利于德国的工业企业家们利用迅速而又大量的运输系统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然而，德国的铁路没有像美国那样为后来的企业提供管理和制度上的借鉴。这主要是因为，德国的铁路后来多数已经收归国有，成为官僚政治国家的一个代表机构。
德国的金融、法律、文化教育传统促成了它具有自身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同美国一样，德国铁路的修建促进了德国金融制度的完善，但是，与美英不同的是，德国工业企业主要靠发展全能银行来获得所必需的资金，这导致金融机构代表在德国工业企业的决策中长期以来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经营管制方面，德国没有禁止企业联合的习惯法，这与英国不同，英国的习惯法一直坚持禁止联合，这反映了欧洲大陆法系与盎格鲁－撒克逊法系的不同。因为合作是合法的，所以，企业进行产业间的兼并就没有压力。缺少兼并，组织结构的变革就缺少动力，因为产业间的兼并是产业重组和产业合理化的先决条件。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产业合理化举措远远少于美国。但是，德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一直提供着世界上最优秀的技术和科学培训，这有助于德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组织能力的形成及保持。
在上述条件的基础上，德国企业沿着自己的道路不断前进。与美英相比，德国企业的特点是：①德国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关系，而不仅是职能与战略上的竞争。尤其是在一战以后，德国企业更加认识到这种合作对重返国际市场的必要性，各行各业形成了无数的卡特尔、康采恩和共同利益集团。②德国的全能银行在德国工业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最佳的甚至惟一的范例”。③德国的大型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生产资料领域—化工、金属和机械行业，也就是第二次产业革命诞生的那些资本密集型工业。
德国企业与美国、英国企业的差别，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同时也是受害最深的国家。这导致了德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先后被战胜国接管，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则宣称要夺回被德国占领的市场。但是，德国国内的局势稳定以后，德国企业迅速夺回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市场，同时期的英国和法国企业根本不是德国大型企业的竞争对手。钱德勒认为，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德国工业，都是建立起了组织能力的行业，而那些没有成功建立并维持组织能力的行业，甚至在德国本土市场都无法参与竞争。
结论：组织能力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动力
通过美国、英国和德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比，钱德勒详细分析了三个国家的制度差别及其各自的成长过程。同时，他也发现三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具有共同之处，这就是，凡是具备并维持了组织能力的企业或国家，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中就会成功，否则就会被淘汰。因此，企业发展的“第一推动”，来自于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组织能力。只有当设备和技能得到合理的整合和协调的时候，企业才能在国内外参与竞争，并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钱德勒强调，在参与市场竞争和维持企业自身的组织能力方面，管理人员具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各级管理人员的职能是不同的，中层管理人员不仅需要开发并运用具体产品、具体职能的管理技能，还需要培养低层管理人员的合作和整合能力，并激励和评估其工作。高级管理人员（高层运营经理和公司办事处经理）的能力是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他们负责招聘和激励中级管理人员，定义和分配他们的责任，监督其工作并对其进行协调，此外，他们还对企业整体进行计划和资源分配。当然，这种组织能力需要去创造，而且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必须加以维持。由于设备折旧和技能萎缩，加上技术的更新和市场的变化所造成的设备和技术的逐步落后，使组织能力的维持并不比组织能力的创造更容易。创业难，守成更不易，高层管理人员的主要技能之一就是维持组织能力，并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把设备和技术融合到组织整体之中。
反过来，组织能力又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泉和动力，甚至影响企业的和国家的持续发展，使美、德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三十年间成为世界上最富竞争力的国家。正如上文提到的，在一战到二战期间，组织能力的保持和更新，对于德国迅速在世界市场上崛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正是由于缺乏这种能力，才导致英国和法国企业未能抢占到德国曾经暂时失去的市场。同期，美国企业通过利用其规模经济发展了其组织能力，拓展了其国际业务，从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在石油、橡胶、玻璃、矿业、食品、民用化工等产业中，以及在各类机械制造业尤其是汽车工业中，美国企业迅速发展壮大。二战后，这种组织能力对于企业、产业和经济实体的竞争力更为重要。到20世纪60年代，管理型企业基于组织能力的竞争力不断增强，使得竞争日益加剧，同时也给这些企业的战略、组织和融资结构都带来了根本的变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组织能力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动力。
在这里，钱德勒对